倘有人告诉你，鲁迅先生知道孔子患有胃病，且比较严重，估计你未必相信。鲁迅与孔子生活的年代，相隔两千多年，大先生怎知孔老夫子的身体状况？当年孔子患病就算有就诊的记录，也没有流传下来啊，大先生怎么会知道孔子患有胃病呢？不过，鲁迅推定孔子有胃病的结论，我觉得的确是有道理的。

　　最近又读了鲁迅先生发表于1933年3月16日《论语》第十三期上一篇题为《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，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（“学匪”派考古学之一）》的文章，题目字数就有35个，这在平常的众多文章中，是不多见的，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《南腔北调集》中。此文，不但题目不一般，令人惊奇，其内容也颇有可观之处。

　　在当时，对中国女人的缠足历史，是早还是晚，存在着看法对立的两派。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评述，认为这两派是都错、也都对的。

　　接着，鲁迅说，在民国初年，当他“观光北京的时候，听人说，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（自按：盖即今之所谓‘摩登’也）的时候，是从脚起，上看到头的。所以男人的鞋袜，也得留心，脚样更不消说，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，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‘包脚布’的原因”。

　　“然而奇怪得很，不知道怎的（自按：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），女士们之对于脚，尖还不够，并且勒令它‘小’起来了，最高模范，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。”这就是说，人们对“缠足”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。因而鲁迅感叹道：从中国女人们的脚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不中庸，对那些标榜“中庸”的人们来说，实在是打脸的事。

　　“中庸”是何物？是孔子在《论语·雍也》中提及的：“子曰：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（意为：中庸作为一种道德，它已经到了最高的了！人们缺少它很久了）孔子是将“中庸”当作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的。

　　于是，鲁迅议论道：“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‘中庸’呢？曰：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。人必有所缺，这才想起他所需。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，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，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；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，才去打高而富球，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。我们平时，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，或一个肚子，应该加以优待的，然而一旦头痛肚泻，这才记起了他们，并且大有休息要紧，饮食小心的议论。”以此为基础，鲁迅举出了孔子对饮食的主张，并加以合理的推定：

　　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，那么，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，是生了胃病的了。“割不正不食”，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，但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的条令却有些稀奇。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，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，除了只为卫生，意在容易消化之外，别无解法。况且“不撤姜食”，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。何必如此独厚于胃，念念不忘呢？曰，以其有胃病之故也。

　　这真是一段精到的议论和令人信服的推论。鲁迅所举关于孔子吃食方面的三个例证：孔子“割不正不食”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“不撤姜食”，是说孔子到了晚年，对吃的方面越加讲究了：“不按一定的方法砍割的肉，就不吃”“粮食要越精越好，鱼和肉要切得越细越好”“吃完了，姜不撤除（但吃得不多）”。这种讲究，完全是为了照顾肠胃，以减轻消化的负担，便于营养的吸收。当孔子特别关心起胃时，就说明胃有问题了。这确实可以推定孔子得了胃病。试想，我们平时，好好的一个人，有谁会把其中的一只手像伤兵那样缚起来，在胸前吊着？有谁在双腿好好的情况下，会使用起拐杖，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？如果使用了，那一定是手有伤痛了，脚出问题了，所以会对手或脚加以特别的优待。

　　文章的结尾部分，鲁迅又把两件事结合起来，一件是（1933年）2月14日《申报》登载的电文：“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‘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’匾额，悬挂礼堂中央，以资启迪。”这里鲁迅指出了这块匾额的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”的8个字，与封建时代流行的俗语“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这8个字相比，把第8个“耻”字给忘了，讽刺他们是“忘八”，是“无耻”。另一件是3月1日《大晚报》登载新闻云：“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，关于政治方面，不闻不问，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。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，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□（自按：原缺）件，业经本市当局派驻邮局检查处检查员查获，当将索诈信截留，转辗呈报市府。”鲁迅以推测的口气，揭露了虽为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的信件，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检查的事实。这两件事，有力地揭露和讽刺了喊着“中庸”却并非中庸者及蒋介石于1934年强力提倡和推行的“新生活运动”。

　　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其实是对中国人并非中庸的一种深刻的剖析，他以中国女人的缠足为话题，阐述了“中国人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‘中庸’”的看法；又以在《论语·乡党》里被记录着的孔子自己说过的话，推定孔子患有胃病，而且程度还比较严重，这就还了孔圣人一个活脱脱是普通人的本来面目。

　　由此，我们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感受到以下几点：

　　一是鲁迅反中庸的坚定性。“中庸”是孔子提倡的，并把它当作儒家的最高道德；而鲁迅反中庸，反的就是折中骑墙，不偏不倚，貌似公正，充当好好先生这种“乡愿”式的变味了的中庸。鲁迅在他的很多文章中一直坚持对“中庸”加以挞伐，毫不留情地给予批判。

　　二是独出心裁，使文章有很强的吸引力。用了很少见的38个字做文章的标题，已是很具吸引力了；再加上开头就切入貌似不屑一议的对缠足的议论，更是不同凡响。

　　三是充分展示出“顺手一枪，制敌于死命”的特点。文章末尾的《申报》和《大晚报》的新闻，是他信手拈来，也用推断的手法给了“中庸”论者和“新生活运动”以创伤。

　　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和鲁迅精神，瞿秋白先生在他写的《〈鲁迅杂感选集〉序言》中，归纳了四个特点：“第一，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。……第二，是‘韧’的战斗。……第三，是反自由主义。……第四，是反虚伪的精神。……”并且指出：“反虚伪的精神。这是鲁迅——文学家的鲁迅，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。他的现实主义，他的打硬仗，他的反中庸的主张，都是用这种真实，这种反虚伪做基础。他的神圣的憎恶就是针对着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，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。他的杂感简直可以说全是反虚伪的战书。”瞿秋白先生的话，在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中，再一次得到了印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