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,是本领过硬、一心为民的“基层好干部”;
他们,是满腔热情、醉心公益的“志愿领头人”;
他们,也是干劲十足、激情饱满的“优秀企业家”……
如今,他们是“文化村长”——扎根农村文化礼堂,创新探索活动方式、项目载体,赋予农村文化礼堂更大能量、流量。
近日,2023年鹿城区第一批“文化村长”季度擂台赛暨第二批“文化村长”聘任仪式,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。
从“擂台比拼”到“现场招聘”,从“专家论证”到“观众呼声”,新一批文化能人在重重选拔下脱颖而出,成为“文化村长”的新生力量。
“文化村长”是激发文化礼堂治理的一个创新尝试。新颖多元的文化活动,激发出村民的公共精神。这一参与式共创模式,正打造出村社的神奇能量场。
“造纸术”非遗制作
一
以文化人,以文润城。自2013年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启动以来,全市农村文化礼堂从无到有、串珠成链,3000余座文化礼堂成了瓯江大地上的“文化灯塔”。
礼堂建好了,怎样管好、怎样用好成了一道绕不开的“必答题”。
为此,我市各地根据自身实际积极探索社会化运营,试图通过“政府主导+多元共治”的办法寻求突破。
“文化村长”便是政府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对文化礼堂进行社会化运营的有益尝试。
过去,受基层文化从业人员力量不足、素质不高等因素制约,文化事业发展存在一定局限。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、群众文化需求日益提升,由政府包办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,已经跟不上日益多元化的文化需求,基层公共文化事业迫切需要创新服务方式。
比如,文化礼堂的文化活动自然要靠懂文化的人去推动才能发挥最大效用,但全市如此多的文化礼堂,单靠政府派遣工作人员驻扎当地,不是费不费人力成本的问题,而是实在没有如此多专业对口的人才。
再比如,不同地域的村民、居民,往往有着不一样的文化取向,单靠政府派送文化活动、文化产品,反而会落入众口难调、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。
乡村要留住记忆、记住乡愁,关键在于文化要振兴。“文化村长”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一股内生性力量,具有引导、示范的重要功能,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乡村文化建设,促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。
“文化村长”季度擂台赛
二
为了使农村文化礼堂活动常态化、多元化,这些“村长们”八仙过海,各显其能。
比如,依托礼堂阵地延伸,和城区各大研学基地、文化场馆建立互通机制,针对老人开展鼓词、科普知识讲座、义诊,针对村民、少儿开展党史理论宣讲、国学经典诵读、非遗手工制作、排舞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,让曾经冷冷清清的文化礼堂重新热闹起来,让村民们放下筷子就能感受一场文化盛宴。
比如,立足侨乡特色,为文化礼堂搭建直播间以及直播团队,将乡村建设的成果与前景展示给分布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华侨,定期承办“亲情中华·为你讲故事”夏令营,常态化开设云课堂,让乡贤共赏家乡文化,同看家乡风貌,甚至回国共建美丽乡村,可谓“兴了文化、聚了人气、富了口袋”。
比如,发动乡贤组建爱心早餐义工队,打造“爱心早餐”文明新地标,以施粥舍茶善举,唤醒公民意识,汇聚全民共建共享、共筹共治的广泛合力。
从公共文化人才角度看,这些文化能人不仅是具备一技之长的专技人才或复合型人才,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。他们可以通过参与乡村文化建设,打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,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融入乡村文化建设中。
文化的火种在悄然播撒,越来越多的村民被文化唤醒和点燃。
在鹿城区,31名“文化村长”自上岗以来,以文化礼堂为阵地,开展了非遗手工、民俗农艺、特色场馆体验、文化沙龙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,推出10余条文化研学路线,并定期推出文化市集,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,真正让文化礼堂“用起来”“转起来”“活起来”,也让群众精神文化生活“亮起来”“富起来”“美起来”。
藤桥石埠文化礼堂8090复古派对
三
从“文化村长”推行的效果来看,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建设管理,能较好满足群众个性化、多样化、多层次的文化需求,对于挖掘地方文化特色,凝聚文化合力,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“文化村长”思享会
如何真正并长效发挥“文化村长”这一角色优势?笔者认为,当以机制保障运行,以监督确保效能。
一是广撒网,精挑选,打造“温州严选”。
谁来担任“文化村长”?
所谓“高手在民间”,可实际操作却苦于与基层文化阵地的链接渠道受限。因此,需广泛拓展引才渠道,大开引贤之门。
文化人才各有所长,各村、各镇、各街道情况不一,如何避免“村长们”“水土不服”?对此,政府可依托文化人才库中按照技能、意愿、资源等指标精准梳理合适的社科人才、文艺名家等,并点对点邀请其担任适配村社和礼堂的“文化村长”,参与到文化礼堂的日常管理和乡村治理工作中。
二是搭赛台,重奖励,激发“鲶鱼效应”。
如果将“文化村长”投入使用后就置之不理,则如同往水池里扔几块石子,或许能在一时激活水池生态,但日子一长难免归于平静、落于乏味。搭建比拼“赛场”,以奖代罚,以赛促效,是激活基层文化生态圈的绝佳路径。
从鹿城区举办的多场“文化村长”季度擂台赛来看,可通过创新竞比机制,设置共治指数、共富指数、特色指数以及争先创优指数四项指数,赛出“最美文化村长”。同时,可适度安排奖补,激励“文化村长”参与管理积极性,赋能农村文化礼堂效能提升。
三是线上评,线下考,装好“监控探头”。
引入“文化村长”的市场化运营模式仍是一种较新的尝试,而新事物的成长离不开适当的监督与管理。
鹿城做法提供了参考。如,线上,“E鹿礼堂”智慧场景应用,通过采集“文化村长”共治共富指数,对全区150家文化礼堂实现智能化管理全过程。同时,数智电视让群众的满意度成为可视化的第一指标;线下,“文化村长”机制被纳入街镇绩效考核,倒逼属地加强同“文化村长”的联动,指导文化礼堂完善驻堂服务积分,并与礼堂星级评定体系挂钩。
此外,AI、VR、大数据分析等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,填补了线下监管的盲区,为“文化村长”模式打上“双保险”。
随着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升级,诸如“文化主理人”“礼堂工坊”“文化伙伴”“文化管家”等模式在全国各地涌现,成为政府与市场合作的示范样板。但无论是哪种模式,关键还是要将人民群众的文化体验放在第一位,让市场在政府管控下打通群众文化享受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原标题:“文化村长”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