绍兴钟灵毓秀，人文渊薮，物阜民丰。在绍兴，稽山鉴水不仅酿就了醇香绵厚、独树一帜的绍兴黄酒，也哺育了足智多谋、治事审慎的绍兴师爷，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绍兴师爷和明清时期商人的南来北往，更使绍兴黄酒名扬四海。
绍兴师爷作为越地特有的文人群体，以“仁厚忠恕”为箴言，以“尽心尽言”“勤事慎事”为准则，怀揣着“和则留，不和则去。留则不负于人，去则无愧于心”的出幕之道，寓修身于佐治，兼谋生与济民，活跃于明清政治舞台达400余年，对当时及后世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。他们处世精明，治事审慎，善于谋划，娴于辞令。同族乡里的相互引荐，使绍兴师爷的队伍蔚为壮观，名噪于世。明清时期，绍兴籍师爷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，有“无绍不成衙”之说。这一特殊群体在当好参谋的同时，也对当时绍兴黄酒传播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。
绍兴是中国著名的水乡、桥乡、酒乡、名士之乡。孔子云“智者乐水”，就是说，凡是聪颖精明之人反应敏捷而又思想活跃，性情好动，就像水不停地流一样。正如鲁迅所说：“北人的优点是厚重，南人的优点是机灵。但厚重之弊也愚，机灵之弊也狡。”水生智者，“好水酿好酒”。鉴湖水的滢渟赋予了绍兴师爷机灵敏捷，也造就了黄酒的独特醇香。既然师爷之“智”得于水，黄酒之“血”也益于水，黄酒与师爷之间必然是一脉相通、相辅相成的。这在被称为“师爷鼻祖”的明代“狂士”徐渭身上得到了很好诠释。徐渭曾被闽浙总督胡宗宪召入幕府，为胡宗宪抗击倭寇出了许多好点子，屡建奇功，并起草《献白鹿表》，受到明世宗的赏识。徐渭性好嗜酒，又诙谐放纵，有时幕府中有要事相商，徐渭却酒醉，深夜不归，胡宗宪却没有责怪徐渭，仍开着大门等他归来。综观徐渭的诗画、书法、诗文、戏曲，绍兴酒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“酒深耳热白日斜，笔饱心雄不停手”，是酒释放了徐渭心中的郁闷，是酒给予了他无穷的创作灵感和力量。在徐渭之前，唐代“四明狂客”贺知章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，他们知、智、忠、义、节无不借由绍兴酒抒发，无不有赖于鉴湖水的哺育。
明清时期，绍兴酒之所以出现“通行天下”的盛况，成为当时的“京师时尚佳酒”，与一大批绍兴师爷的竞相宣传和推崇密不可分。
从明代中后期起到清代，幕僚制度渐渐盛行。绍兴师爷空前活跃，为绍兴酒的传播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机遇。据统计，清朝有1358个县、124个州、245个府与18个省的布政司、按察司、巡抚、总督等地方衙门，以及朝廷六部、大理寺、理藩院、詹事府、都察院等中央衙门，如果以“每个衙门请4个师爷”计算，师爷总数就相当于正式官僚的总和。而师爷群体以绍兴人居多，总数达万人以上，且遍及全国。这样，“无绍不成衙”便是名副其实了。史载，人都为胥办，“自九卿至闲曹细局，无非越人”，“户部十三司胥等皆绍兴人”，湘人罗信北《公余拾唾·自序》“天下刑名，钱谷幕友，盛称绍兴之山阴会稽”。“至清末……‘绍兴师爷’之名，犹妇孺皆知也。”可以说，绍兴师爷走到哪儿，就将绍兴酒推销到了哪儿。有些绍兴师爷曾“一带两便”做酒生意，因为师爷一般喜喝酒，而外地的酒既贵又不合胃口，因而做点绍酒生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许葭村在《秋水轩·雪鸿轩尺牍》的《托仇笔山卖酒》中记载：“弟性嗜酒，又生于酿酒之乡，差喜与酒有缘，自饥驱北上，便觉渺不可狎……及至北平，于万山中觅欢伯，非直连城比价，且同乞自微生，偶一持杯，双眉欲皱，直使未饮而心先酸矣。前闻足下以酸酒还饮酒主人，监使立尽，如此觞政，可谓不恶而严。今者小价（指仆人）自津运来南酒，色香味俱佳。当此黄花将吐，紫蟹初肥，正足以佐贤东南（指幕中主宾）觞咏之兴。其价每坛以八钱为率，用即来取，会须痛饮三百杯，扫除山陬酸气，何如？”这里说的是托友人代为售酒的事——从天津的绍兴酒代售处捎绍酒到北京，再转售于人，从中也稍稍得点利润。大约这种事，在当时的师爷中是不少的。由此，绍兴师爷就成了当时业余的绍兴酒推销员。
明朝中期，绍兴的海外丝绸贸易达到极盛，但由于海禁森严，民间贸易主要依靠走私。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地区崭露头角，商品贸易日趋扩大，商人十分活跃，逐渐形成“商帮”。在绍兴，永嘉学派的“经世致用”“通商惠工”“义利并举”以及“工商皆本”等重商理念深入人心，促进了绍兴地区民间自主工商业活动的孕育和成长，成为“浙商”的源头活水。清初，以宁波帮、龙游帮、萧绍帮为主体的浙商与粤商、徽商、晋商一道，成为中国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“四大商帮”。浙商商帮与“师爷帮”联袂成荫，抱团取暖，释放出强劲的协同效应和叠加效应。按现代营销学分析，这一特殊群体自然成为黄酒消费的“意见领袖”，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推销、推崇黄酒，使绍兴黄酒“遍行天下”，远销京师。清代方睿颐在《梦园丛说》中记载：“京中食肆中，以越酿为重，朋友轰饮，日在醉乡，然求所谓‘女儿酒’者，不可多得。”清代梁章钜在《浪迹续谈》中写道：“世人每笑绍兴有三通行（绍兴酒、绍兴师爷和绍兴话）。”
清代中期，南来北往的商人不断增多，以乡土亲缘为纽带的商帮文化日趋活跃，为“绍兴师爷”这一社会群体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。绍兴师爷身处衙门，执掌重权，应酬频繁，社会影响力大。在当时，绍兴师爷普遍成为各级衙门幕僚的中坚力量。他们与官僚、商人相结合，使绍兴酒遍及天下。绍兴师爷的地位特殊，他们往往凭借手中笔杆和三寸不烂之舌，使绍兴酒成为交际应酬、请客送礼中不可缺少的地方特产。作为“酒之正宗”的绍兴黄酒沾尽师爷之光，开始走俏大江南北。由于绍兴师爷在幕中得势，执掌重权，“绍兴官话”竟成为流行语。当时遇事会朋，节日宴饮，赠送上司、幕友，绍兴酒是最好的礼物，故用酒量是相当可观的。许葭村在《与余竹泉退酒》中云：“忘年好友，每相见，辄依依不忍去，不自知其情之何以绵结也。尤喜足下雄饮善饭，矍铄如平日，为快慰者久之。昨携青州二从事（按：指酒。典出《世说新语》），仆人用其一而返其二，彼以为忠主也。独不解白衣送酒故事（按：指陶渊明友人王宏事）。仆陋如此，主可知矣。计惟留此黄娇（按：酒之别称）。迟足下于绿肥红瘦中耳。”这说的是与友人之间以诗酒为乐，而仆人不解其趣，故致书说明。许葭村在《谢沈漪园惠酒》中，写友人间赠酒物之乐：“蒙弟雅爱，屡以佳酿见贻，若问沽价于尼山，似乎涉泛，而醉醇醪于公瑾，未免多情。计惟留待新年，共罄瓮头春色也（按：初熟酒称瓮头春）。”还有，绍兴师爷常年在外，孤身一人，故需以友联谊，以酒助兴，一遇佳酿相惠，更是喜不自胜。
清末民初，绍兴酿酒业颇为兴盛，酿酒作坊遍布山阴、会稽城乡。而风靡一时的金华酒渐渐一蹶不振，逐步走向低迷。光绪年间，绍兴酒通行海内，“实无他酒足以相抗”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绍兴酒参加南洋劝业会展评，获得清政府农工商部颁发的“超等文凭”和“优等文凭”奖。从此，绍兴酒开始走向更大舞台。据清代朱仕价所著《小琉球漫志》记载：“初至台，苦无酒，而内地所产绍兴酒，价甚昂，非穷员所能购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在台湾，只要囊金充足，也能够喝到地道的绍兴酒。
以绍兴酒在四川的营销状况为例。据著名鲁迅研究专家裘士雄先生考证，绍兴师爷外出游幕，总要带上黄酒等绍兴土特产，或自己食用，或孝敬主官，或馈赠同僚和亲友，如此请客送礼，使绍兴师爷客观上成为一支宣传、推销黄酒等绍兴土特产品的生力军。他在《从竹枝词看绍兴酒与绍兴师爷的关系及其他》一文中指出，一部分有经济头脑的绍兴师爷一面为主官出谋划策、当好参谋，一面又充分利用有利的人际网络关系和权势影响等，做起营销绍兴酒的生意。在四川，有人用“竹枝词”的形式吟咏道：“绍酒新从江上来，几家官客喜相抬。”考虑运输成本和安全，况且又有长江这条水路，绍兴酒入川以溯长江而上的水路运输为最佳途径。这两句竹枝词生动、形象地描绘了这样的情景：一批绍兴酒刚运抵码头，官衙里的那些人闻讯赶来，高高兴兴地把绍兴酒扛抬进去，慢慢地享用，也有的急于脱手，谋取丰厚利润。另有一首《竹枝词》更能说明问题：“居然利薮轧官场，南货携来人署忙。笑问师爷生意好，回言件件出苏杭。”这首《竹枝词》有原注云：南货称“师爷”。当时，有许多绍兴人外出以经营南货为主，所以包括该《竹枝词》作者在内的不少人干脆也用“南货”作为绍兴师爷的代名词了。这首《竹枝词》提供了很可靠的佐证，真实地记录了精明的绍兴师爷混迹于官场，又活跃在商场的情景。绍兴师爷大肆贩卖绍兴黄酒，成为官场上的一大“利薮”。师爷不是官，没有政府发的俸禄，是从主官那里获得一点报酬，收入毕竟有限。事实上，许多绍兴师爷是靠贩卖绍兴酒之类的“南货”来装满自己腰包的。对于这样发财致富的绍兴师爷，四川有人吟咏道：“安排摆设总求工，古董诸般样不同。美服更兼穷美味，师爷气派与门公。”可见当时绍兴师爷的生活相当优裕：家里摆设非常讲究，古董十分精致，穿着华丽，吃的又是山珍海味，处处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师爷气派。清代周洵在《蜀海丛谈》中揭示：“清代四川的刑名、钱谷师爷，十分之九是绍兴人。”绍兴师爷长期掌控四川的衙门，可想而知，绍兴酒在四川一定非常畅销。所有这些，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绍兴师爷在推介、荐销绍兴酒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或者说，绍兴酒赢得“越酒行天下”的美誉，作为绍兴酒营销大师的绍兴师爷，功不可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