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上访村。20年前，因为一次治理创新，基层民主监督的“种子”在这里孕育萌芽。

从后陈破题到全省实践，再到全国推广，“治村之计”上升为“治国之策”的故事，要从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一次调研走访开始说起。

金华武义江畔的后陈村，紧邻县城，曾经靠着养珍珠，成为当地有名的富裕村。然而率先发展的村庄，也率先遭遇烦恼。

2003年的冬天，因为县里工业园区征地，后陈村村集体一下多了1900余万元征地款。突如其来的“巨款”，却让村里麻烦不断。

1900万该怎么用？谁来管？村民陈岳荣想要有个说法，但村里谁都说不清。愤怒的陈岳荣，带头写了上访信，一时间，900多人的村庄，有500多人在信上摁了红手印。

在本世纪初，后陈村并非个例。彼时工业化城镇化风起云涌，不少村集体经济收入巨增，但很多地方村务不公开，财务管理混乱，基层治理的难题，浮出水面。

武义县白洋街道原纪委书记徐向阳回忆起当时，长叹一口气，“街道干部尤其是我们作为纪检干部，就像消防队员一样，那么我们刚好这个村稳定一下，其他村又出现问题了，救火应接不暇。”

当时，在后陈颇有威望的街道干部胡文法临危受命，回村担任村支书，带着大家激烈讨论了近一个月后，决定成立一个监督小组。

2004年6月18日，村党支部32名党员、17位村民代表，一人一票，选出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。

这张泛黄的清单，是监委会成立后公开的第一份账单：厂房工资款4500元，办公室配了两把钥匙，两块四毛；放样用的一斤铁钉，两块七毛……

大大小小26项支出，日期、用途、经办人等一目了然。

一个小村庄的民主探索，引起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关注，当时，他专门派工作组，不打招呼，赶赴武义，明察暗访。

2005年6月17日，就在监委会成立一周年之际，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武义考察调研。

村民徐岳祥当时就挤在欢迎的人群中，他记得，刚下车，习近平同志就径直走到村务公开栏前，足足看了20多分钟。

在随后的座谈会上，听完大家的汇报，习近平同志肯定“在实践中创造的‘后陈经验’，是很有意义的探索，希望大家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一做法，为全省提供有益的经验。”

这次调研，习近平同志用了推进“全过程监督”这一当时全新的提法，并明确提出监委会要在党支部领导下，对村民代表会议负责，经村民代表会议授权，行使监督权，这让后陈人吃下定心丸。

在监委会要求下，后陈村就旧村改造第一次召开听证会，村民和拆迁户代表破天荒地被请来。经过1个月充分讨论，村庄整治方案获得了村民一致认可。

第二届监委会选举，当年带头写上访信的陈岳荣也积极参选，成为新一任监委会委员。

此后，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到中央工作后，习近平同志始终牵挂“后陈经验”的发展，在他主持下，2006年4月，浙江省委作出建设“法治浙江”的重大战略部署，提出要“总结和推广各地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”。2009年，浙江3万个行政村全部建立监委会。之后，全国60余万个行政村陆续推广，“后陈经验”多次被写入中央顶层设计，基层民主监督的星星之火燎遍全国。

2012年全国两会上，来自武义的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，将“后陈经验”的新发展带到北京，向习近平同志做了汇报。

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完善，如今后陈村开始把民主监督制度从事后结果向事前协商、事中决策等全过程推进。

今年春节，村里的共富产业园即将开建，村里为此召开了隆重的户代表大会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派人参加。

园区怎么建？有人建议给第三方开发建设，把规模做大，但也有村民提出，由村里为主建。

第二天，村里召开村务联席会议。曾经觉得父亲搞监委会得罪人的胡欣伟，作为新一届监委会的负责人，在会上把村民们的意见说了出来。

汇总了大伙儿的诉求，村干部反复权衡，最终由村集体建设的方案，得到了村民代表大会的通过！

20年历久弥新，伴随着村务监督制度的探索创新，后陈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村民人均支配收入增长近8倍。而后陈所在的武义县农村涉纪信访逐年下降，与之相对，村集体经济收入总额20年增长了10多倍。

放眼全省，宁海的小微权力清单、温岭的基层民主恳谈、桐乡的“四治融合”，不断探索的基层治理创新，正让全过程人民民主，为乡村振兴、共同富裕，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